冗長是新聞報道最常見的毛病之一。究其原因，固然有思想觀念上的，很多人誤以為稿件寫得長編輯方有選擇修改的余地。材料披露得越詳細，就越能表明自己采訪的深入和報道的分量，于是生怕讀者不知道，把自己知道的一股腦兒都端上。同時也有新聞寫作業(yè)務不精的緣故，即不懂得概括的技巧。當記者面對眼前一堆龐雜的材料時，怎樣才能寫出一篇精煉緊湊的報道呢？其中必然會涉及到概括技巧的運用和以下幾對關系的辯證處理：
處理好加法與減法的辯證關系。
在前期的新聞采訪階段，記者對材料的采集固然應當學習韓信的用兵之道：多多益善。此謂做加法。但是進入寫作階段后，對材料的處理則應當學習孫子的用兵之道：以少勝多。通過擠干稿件中的“水分”，濃縮精華，此謂做減法。契訶夫說，簡潔是才華的姐妹，“寫作的技巧其實就是刪掉寫得不好的地方的技巧”。
?。?）一篇新聞一個主題。新聞主題就是一篇報道的主旨，袁枚將它比作“穿錢的繩子”，主題必須單一是報道的一個原則。主題太多，不僅分散了中心問題、沖淡了主要意思，而且使文章臃腫。如：復旦大學曾在同一地點先后舉行了兩個簡短的博士證書頒發(fā)儀式：一個是給某日本學者頒發(fā)名譽博士證書，一個是給本校首屆文科博士生頒發(fā)博士證書。表面上看來兩件事情差不多，其實意義大不相同———給日本學者頒發(fā)名譽博士證書是為了表彰此人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；而給本校文科博士生發(fā)博士證書，則表明我國第一次有了自己培養(yǎng)的文科博士。有的報紙把這兩件不同意義的事混在一起，形成兩個主題并列的陣式，結果導致稿件冗長而且主題含混，新聞標題也只好籠而統(tǒng)之地說“復旦大學舉行博士證書頒發(fā)儀式”。只有《人民日報》把它分開為兩篇報道來做，這樣兩個新聞事件的意義都被揭示出來了，引人注目且印象深刻。
（2）凸現(xiàn)價值，精當選材。當報道對象內(nèi)容龐雜時，在確定了報道中心思想后還應去蕪取精、消除贅余。通過結合當前形勢和編輯部報道思想分析比較，看哪些材料具有最新鮮、最接近、最重要等新聞價值要素，在此前提下再精心選材，其余的則毫不可惜地舍棄。
比如某市政府在一次召開的人大常委會上對新修改的《教育法》實施情況做了一次全面的工作匯報，內(nèi)容涉及很廣：學校與社會的關系問題、教師住房問題、學生課業(yè)負擔過重問題、教育投入不夠、資金短缺等等。面對這樣一大堆龐雜的會議材料，高明的記者大膽舍棄掉了其他一般化的材料（比如教育資金短缺的問題既有普遍性、又有歷史原因；而學生負擔過重也是個老話題了），于是報道決定只攻一點，即工作報告中提到的“教師負擔（包括考試、進修、評比考核）過重”這個問題，這可是以前從未報道過的，最具有新鮮性，于是一篇題為《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呼吁應該減少教育戰(zhàn)線名目繁多的檢查》的報道誕生了。這樣一來，報道抓住了要害價值點，既輕盈玲瓏而又不失分量。
處理好主要和次要的辯證關系。
主要材料通常能夠反映問題實質，也是讀者最關心的，往往需要詳寫，而次要材料的價值相對弱些，因此在有限的報道篇幅中只需一筆帶過。1979年初，有位記者到某單位采訪，聽取負責人介紹了當?shù)毓ぷ髦械娜屡e措：一是干部參加勞動，二是大力進行紀律整頓，三是重用知識分子。當時全國正值為知識分子平反冤假錯案時期，此前鄧小平同志的講話中又有“尊重知識，尊重人才”的重要論述。結合這一大局形勢，報道立馬找到了思想依據(jù)，認為前兩條材料雖然也有報道價值，但是些相對次要的東西，而讀者最關心的主要是第三點。于是記者對前兩個方面的內(nèi)容只簡單交代，集中筆力著重就第三條新舉措寫成了報道。
新華社記者鄭伯亞采訪著名數(shù)學家蘇步青時，通過訪問蘇步青在復旦大學數(shù)學系的同事、學生、新招的15名研究生以及他本人，獲得了十分豐富的材料，最后經(jīng)過梳理，初步獲得了四個方面的認識：第一，蘇步青是一位有杰出成就的數(shù)學家；第二，他從事科學研究精神可嘉，幾乎廢寢忘食；第三，他熱心教育事業(yè)，數(shù)十年如一日兢兢業(yè)業(yè)把復旦大學數(shù)學系及其他的教學工作搞得很出色；第四，他關心下一代成長，不顧年事已高，積極培養(yǎng)研究生。那么報道中是不是要平均筆力、一一都談到呢？很顯然，這種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寫法不僅使得報道篇幅冗長，而且會淹沒掉主要的核心材料，是對報道資源的一種浪費，肯定費力不討好。這位記者通過再次
處理好局部材料和整體材料的辯證關系。
所謂局部，是新聞事實中某個富有個性特征的“點”，所謂整體，則是事實的概貌和面上的材料。如果有整體無局部，報道只在平面滑動，就會因缺乏特色和深度而流于程式化、膚淺乏味；如果有局部而無整體又會缺乏必要的寬度和縱深感，難以讓讀者把握事物的全貌。所以點面結合、局部和整體兼顧也是概括中的重要方法。
1991年10月16日，國防科工委舉行授予錢學森同志“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”榮譽稱號的大會。江澤民、楊尚昆、劉華清等中央領導同志參加了大會，江澤民同志還在會上作了講話，向錢學森同志表示熱烈的祝賀。如果按照常規(guī)的做法，何時、何地召開了什么會，有哪些領導同志參加，在會上講了些什么，強調(diào)了些什么，又指出了什么等等。這種圍繞事件的程序性材料按部就班所做的采訪報道，很易流于記流水賬的套路。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劉振敏就此事所采寫的報道《錢學森的三次激動》卻一反常規(guī)、不落俗套。報道并沒有局限于會議的整體進程，而著力掘取“含金量”高的局部亮點———80歲的錢學森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面前，在200多位科技同行面前即興談了他的心情：“在今天這么一個隆重的場合，我的心情到底怎么樣？我說老實話，我不很激動，那怎么回事？因為我這一輩子已經(jīng)有了三次非常激動的時刻，有一次就在不久前……”。這樣就把會議程序本身這一整體的“面”作為背景材料做了次筆淡化（導語交代“1991年10月16日，中央授予錢學森‘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’榮譽稱號和‘一級英雄模范獎章’”），而對“三次激動”予以濃墨重彩的渲染，既沒有遺漏對會議整體進程的一般化概述。又很好地凸現(xiàn)了有個性特征的局部，使得報道更精煉、生動和可讀。
處理好模糊語言和精確語言的辯證關系。
新聞信息的傳播總要靠一定的語言來完成，而語言的一個重要特性便是模糊性。如快、慢、大、小、長、短、強、弱等概念都是模糊詞。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格.哥根認為：“描寫的不確定性并不是壞事，相反，倒是件好事，它能用較少的代價，傳達足夠的信息，并能對復雜的事物做出高效率的判斷和處理。”新聞語言也有模糊和精確之分，但模糊性和精確性的基本要求都是準確性。精確語言的好處是便于詳細描述新聞細節(jié)，在十分確定的程度上生動再現(xiàn)新聞事實，但如果使用過多會導致文字的繁復冗長；而模糊語言所指界限不那么分明，往往簡略籠統(tǒng)，但是它具有較強的概括力，便于用來交代新聞背景、概括新聞情節(jié)進程，所以二者各有千秋。模糊性和精確性又是相對而言的，若能交替使用，將有助于把新聞寫得既籠統(tǒng)又具體，既短小又富有美學信息。如：《平垸行洪退田還湖帶來歷史性轉折/洞庭湖長大五分之一》
本報訊洞庭湖變大了！經(jīng)過三年規(guī)?？涨暗木C合治理，洞庭湖面積擴大1/5。這個自明清以來不斷萎縮的湖泊，終于出現(xiàn)了歷史性的轉折。
湖南省有關部門的統(tǒng)計表明：1998年以來，全省已將220處阻洪堤垸實施平垸行洪、退田還湖，洞庭湖蓄洪能力增加27億立方米，擴大蓄洪面積554平方公里。水利專家稱，整治后的洞庭湖如果再遇到1998年那樣的特大洪水，水位可平均降低0.1米。岳陽城陵磯的水文標尺上，兇猛的洪水再也爬不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度。
長大了的洞庭湖別有一番景象。隆冬時節(jié)，原來人丁興旺的華容縣集成垸、漢壽縣青山湖垸已無人跡，成千上萬的白鷺、野鴨、天鵝在棲息、飛翔，成片的楊樹在風中搖曳，趕走了冬天的蒼涼……
這里既有“27億立方米、554平方公里、0.1米”等一組量化統(tǒng)計數(shù)字的展示，以及“成千上萬的白鷺、野鴨、天鵝在棲息、飛翔，成片的楊樹在風中搖曳，趕走了冬天的蒼涼”這樣形象化的具體描述，又有“規(guī)?？涨?rdquo;“不斷萎縮”“歷史性的轉折”等這些帶模糊語義的概括性詞語。
總之，任何新聞事實的語言表達都要呈現(xiàn)具體的實質內(nèi)容，不能一味抽象化、概念化、空洞化，因此語言不能過于模糊。運用模糊語言概括性地濃縮事實，也并不排斥精確語言對個別情狀的細致反映和詳盡描繪，但同時也要考慮到篇幅的限制，不能一味精確。在具體操作中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就是概括和描寫的手法結合運用。
（黨群部趙勇摘自《新聞傳播學習網(wǎng)》）
